对于多数人来说，听熊逸讲传统文化是一件痛苦的事，因为他总是站在云端，环抱双臂，笑吟吟的，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，无论飘到哪里都是一个局外人。

他没有热忱，甚至没有温度，仅有的只是旺盛的好奇心。

他不会帮你提升民族自豪感，也不会从古人那里帮你发掘待人接物的生活智慧，换言之，他既不会满足你的情感需求，也没有任何工具价值。

更可恨的是，他总会沉浸在玩乐的趣味里，用狗仔队式的考据带来一波三折，用刑讯官式的逼问制造峰回路转，但在高铁和飞机不断提速的今天，谁还忍受得了厢式马车的节奏呢？

如果你喜欢“一日五游”或者“五天欧洲十国游”这种项目，习惯了打卡发朋友圈的程序，那么在旅途当中，你只需要一个腿脚麻利的领路人，完全没必要花高价去请资深导游。

同样，如果你只想花最小的时间成本，用最不动脑的方式了解传统文化的一二三四，你应该果断地把熊逸的书扔出购物车。

但是，如果你能够把传统文化当成一座古老而陌生的城市，有足够的时间和兴趣想要欣赏它深处的美，而不是不由分说、义无反顾地去爱它，更不是要在险恶而紧迫的生存竞争里快速寻找趁手的武器，那么熊逸的书，会是你最好的陪伴者。

在《王阳明：一切心法》这部书里，熊逸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发现：

王阳明的成功非但不是由他的学说带来的，两者甚至南辕北辙。

也就是说，王阳明在军事上的攻无不克是一回事，阳明心学的理论建设是另一回事，前者靠的是机关算尽的巧妙谋略，不仅针对敌人，同样针对盟友和同僚，这里边当然少不了大大小小的欺诈手段；

后者却是“君子坦荡荡”的极致，凭着这套心法，人在险恶的局面里大概率上会成为杨涟、左光斗那样的义士或烈士。

这就很容易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：后人因为仰慕王阳明的成功而钻研他的心法，这真的有用吗？

熊逸还有分析说，阳明心学并没有一套严密的理论架构，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套哲学的话，那么，我们要么会看到很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，要么会不断脑补，在不知不觉中使它改头换面。

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尴尬，是因为王阳明在提出这套理论的时候，并不是出于“立言”的考虑，而是为了针砭时弊，矫枉当然过正。

当时的所谓时弊，就是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严重脱节。

书本教人做圣人，至少也要做个正人君子，虽然这些古老的圣贤书早已经和现实社会格格不入了，但要想在现实社会上求取功名，升官发财，就必须把这些书本知识的字面涵义读熟读透。

于是，最容易成功的人恰恰是那些最能够把内心一分为二，让“知”和“行”彻底脱节的人。

王阳明提出的“知行合一”，并不是说让“知”和“行”保持一致，而是说“知”和“行”是一回事。

这个怪诞的理论确实不合理，但在当时相当合情，是针对“知”和“行”彻底脱节的虚伪风气所下的一剂猛药。不过，事情的另一面才更能够激发我们的思考，那就是这剂猛药到底收效如何呢？

其实这是一个很有现实感的问题，但“现实感”这个词本身似乎就足够有说明意义了。那么，虽有猛药但疗效不佳，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？

熊逸的书总是这样，解答完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就会带出更多的新问题来。这个系列的另外几本书，《道可道》、《逍遥游》和《思辨的禅趣》，都是同样风格的延续，也常常能从我们习焉不察的观念里发现波澜、玄机，甚至惊悚。

△中国思想史系列，联合读创出品

我最喜欢熊逸那种既高屋建瓴，又釜底抽薪的本领。

比作《思辨的禅趣》，虽然并不把著名的禅宗公案、机锋当作探究的重点，但只要你把全书贯通下来，任何你见过或没见过的公案、机锋都再也不会难得倒你。

风格即人，读者可以从这样的风格里看到一个真正怀着超然态度的局外人。

而这样的超然，在一些情感丰富的人看来，简直就是可恨的漠然，而无论超然还是漠然，都会造成经典神圣性的消解。

这让我相信熊逸是个来自外星球的人类学家，而不是所谓国学大师，同样也不是我们当中的一员。如果你不小心喜欢上了他的作品，那么你一定已经自绝于主流社会了。

但是，总有一小部分人会宽慰你说：“这并不是坏事啊。”